2010年8月9日 星期一

龔鵬程《中國文學史(下)》紅樓夢部分摘錄

(段落標題為里仁所加)

士人形象與《紅樓夢》

文人才子形象,是從明代逐漸發展來的。才子佳人小說及戲曲,流行於明末清初,至《紅樓夢》而更上一層樓。《紅樓》批判「才子佳人等書,則又開口文君、滿篇子建,千部一腔,千人一面,且終不能不涉淫濫」,它自己是要更深刻地寫情,更生動地刻畫才子佳人的面貌心思。之前的才子佳人小說戲曲,仍不脫「才子及第,奉旨成婚」的格套,《紅樓》則反對科舉,才子佳人也不奉旨成婚,開創了一個新的格局。賈寶玉亦已成功地繼「風流才子唐伯虎」之後,成為新的才子代表、新的情種典範。

賈寶玉情種的形象、鍾情的態度、珍愛女性的心理、反道學禮教的姿式,若具形於現實,不就是袁枚這樣的人物嗎?我們不要忘了:袁枚所住的隨園,頗有人以為那就是《紅樓夢》中的大觀園;而袁枚本人,更曾被認為就是賈寶玉。

此說當然未必猜中了答案,但之所以會令人把袁枚跟賈寶玉聯想在一塊兒,是因兩者確實頗有相似之處。賈寶玉,是書本子上創造的一位情種典型;袁枚,是現實世界存在的風流教主。

可是,無論賈寶玉或袁枚,都只是一個代表。整個萬曆、啟禎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所形成的士人人格型態之一,就是一種類似賈寶玉或袁枚喜歡女人討厭男子的人。此類人,才情所寄,端在女人身上,以關心美人身世自矜自喜。袁枚之前,如張潮之《幽夢影》《補花底拾遺》即屬此類。

由乾隆到清末,更可以看到一大批針對歌郎明僮的品花述艷之作。這些,都證明了這種文士人格典型,延申發展至清末,仍是強而有力的。

憐花品花護花意識,其實就是好色。花之惹人憐愛,在其顏色。若已色衰,便非憐惜之對象。此所以賈寶玉說女人一旦出嫁或老去就無法成為審美對象了。眾芳蕪穢,美人遲暮,只能做為憑弔或感傷的材料。至於醜女,興不起憐好之情,徒令人懊惱「春色惱人眠不得」而已。

但「好色」並非「不二色」,而是「好好色」。只要是美色都喜歡。「情種」並不只對一人鍾情,乃是「多情種子」,要遍歷花叢。其護花是要「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」的,情不會僅繫著在一個女人身上。袁枚說他「他生願做司香尉,十萬金鈴護落花」,就是這個意思。賈寶玉博愛而有濫情之嫌的作風也是如此。論者每訾才子佳人小說「露骨地贊美一夫多妻制」為封建意識。其實非封建意識,乃審美護花意識。

而憐花好色,既可能涉及占有欲及性欲,又不專情於一二人。則才子佳人的故事,除非如賈寶玉般悟空出家,便會轉向為姬妾娼妓。早期談情,如〈牡丹亭〉〈還魂記〉,是男女相戀,生死以之。其後的才子佳人小說,是以婚姻為愛情的完成。至《紅樓》則婚姻不僅未成就愛情,更傷破了愛情,以致情天有恨,女媧亦難補天。婚姻已成了負面的東西,其價值與意義已消解了。

此後,才子佳人小說事實上也就走入了狹邪小說,以才子跟孌童妓女的故事為敘述內容。故袁枚是個轉捩。

綜合這些,又可從袁枚身上觀察到一個文人階層的發展。晚明文人作淺易詩、發聰明語,號為山人而「飛來飛去宰相家」的傳統,至清仍具現於袁枚這類人身上。晚明文人自誇慧業才情,至清而蔚為時尚。文人的新時尚之一,就是那有才慧、能作詩,且憐花多情的才子。這等才子,逞才肆情,動不動就作溫柔鄉語。不僅詩近女郎、詩寫女郎,人也具有女性氣質,喜歡與女人來往。經《紅樓夢》及袁枚等人詩文之推波助瀾,這類人格典型,更成為乾隆嘉慶年間人效法的對象。

品花狎妓之相關著作,也形成了一個傳統,往下延申到晚清消閑遊戲報、狹邪小說、滑稽詩文,乃至民初之南社詩文,哀情、奇情、艷情小說,鴛鴦蝴蝶派文學等等。《紅樓夢》則深深影響狹邪小說戲曲及妓女文化。

以《紅樓夢》的解讀來看,愛其寫情的人雖然人多勢眾,批評它筆墨淫穢的人也不少。那裡面各種扒灰、養小叔、狎婢、嬖孌童之情事,惹得府縣不時要查禁它。

後人每以此譏清人保守,然而淫逸難道不是《紅樓》的內容嗎?因此刻意描寫賈寶玉如此這般故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,獨得「意淫」二字。意淫非只在意念中淫,如柏拉圖式愛情,而是說他起心動念無不專注於此。所以既有精神性的,亦有「皮膚濫淫」之處。

論《紅樓夢》的作者

《紅樓夢》是誰作的呢?乾隆五十六年首先刊刻其書的程偉元、高鶚,便在序中明白說過:「作者相傳不一,究未知何人。惟書中記曹雪芹先生刪改數過」。稍早,乾隆十九年甲戌的抄本第一回也有「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批閱十載,增刪五次,纂此目錄,分出章回,則題曰:金陵十二金釵」的話。均說是原作某書經曹雪芹整編後才改題為《金陵十二金釵》,故曹氏只是增刪者。

到了嘉慶二十五年左右,裕瑞《棗窗閑筆》,仍說:「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書,及八十回書後之目次,率大同小異者,蓋因雪芹改《風月寶鑑》數次,始成此書。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第幾次者,分得不同,故今所藏諸稿,未能劃一」。又說:「聞舊有《風月寶鑑》一書,又名《石頭記》,不知為何人之筆,曹雪芹得之。以是書所傳述者,與其家之事 略同,因借題發揮,將此書刪改至五次……易其名曰《紅樓夢》」。換言之,曹雪芹只是增刪者,至於作者,仍不知為誰。

當時人對曹雪芹也不熟悉,因此乾隆五七年《隨園詩話》卷二說曹練亭於康熙間為江南織造,其子雪芹撰《紅樓夢》一書,年代跟自己已隔百年。據後來紅學家研究,曹寅不叫練亭,叫楝亭;曹雪芹非其子,乃是孫子,當然也不可能隨曹寅就織造任;跟袁枚是同時代人,亦非相隔百年。如果紅學家的考證不錯,那就可見當時曹雪芹名不見經傳,大家對他都很陌生。因此當時另有傳說謂《紅樓夢》是納蘭性德情事、傅恆家事、順治與董小宛事等等。

可是《隨園詩話》的道光四年刊本添了一句這樣的話:「中有所謂大觀園者,即余之隨園也」。後來胡適沒注意到乾隆本跟道光本的不同,以為這是一條最早關於《紅樓夢》的資料,可以證明乾隆時文人已承認《紅樓夢》是曹雪芹作的。所以由此發展自傳說,逐步落實曹雪芹家世及撰寫《紅樓夢》過程之考證,形成了八十年來的新紅學體系。

把曹雪芹跟曹寅掛鉤起來,曹雪芹所寫的紅樓舊事,當然就是曹府所經歷之事了。於是所謂「紅學」,乃有一大部分是在做「曹學」,討論書中人事跟曹家的對應關係。但考來考去,考到現在,曹家相關家譜、檔案、奏摺、文集翻查了個遍,卻並沒有找到曹雪芹其人。又,雪芹可能是字,其名,據紅學家說他名霑。但也找不到曹霑這個人。人都沒個影兒,有關他的生年、卒日,當然就更是眾說紛紜了,沒有兩位紅學家是意見相同的。

正因為如此,所以認為《紅樓夢》不是曹雪芹所作,或所寫之事與曹寅家族無關者,才會一直不斷。至於到底是講誰家的事,說者不一。除納蘭性德家、和珅家、袁枚家、張謙家之外,更有不少人相信是指順治皇帝的事。

最後這一種說法,淵源最老而勢力最大。而所謂順治事,亦只是一個總稱,說的不只是順治個人的事,而是順治那個時代。因此董小宛入宮、順治出家,固然是書中之事,其他如多爾袞事及南明史實,往往亦藏乎其中。而其宗旨,則在哀故朝而譏滿清。

這種種族主義的解讀方式,既已盛行,滿人當然也頗有警覺。梁恭辰《北東園筆錄》同治五年刊本即載有滿洲人玉研農說:「稍有識者,無不以此書為誣蔑我滿人,可恥可恨」。

到了清末,排滿之風愈盛,此等說法自然更為昌行,蔡元培《石頭記索隱》即屬此中之一。它以為女人指漢人,男人指滿人,謂《紅樓夢》中敘事自明亡始,兼攝順康朝史事,是發揮民族主義的政治小說。類似的看法,頗不乏人。

這些論者大都不明指究竟是哪一位,只泛說為明遺民,或「原本」「原作」,或疑吳梅村作,或說集體創作。

胡適曾譏諷這種解釋是索隱派笨猜謎。但新紅學與索隱派,真正不同處,並非方法,而是方向。方法上,兩邊都差不多,只是一說小說記載的都是自己家裡的事,一說小說記載了國家大事而已。由於如此,故新紅學雖然一時風靡,蔚為主流,持他傳說者仍不稍減。

近些年,有關《紅樓夢》作者問題,已不再能用「自傳∕他傳」或「索隱∕考證」來區分,因為業已混糅難辨,形成非常複雜的狀況。

或云早年脂硯齋寫過一本《石頭記》,後來曹雪芹根據這個初稿來續作。脂硯才是曹顒的遺腹子和寶玉的原型。或說今本《紅樓夢》是曹雪芹在石兄《風月寶鑑》舊稿的基礎上改作而成。或稱《風月寶鑑》與《石頭記》應該是一本書,乃脂硯作。或云雪芹將自己的《風月寶鑑》和別人的《石頭記》合起來後再創作而成《紅樓夢》。或說說寶玉大致是脂硯的畫像,但書內多虛構之情節。

面對這些說法,堅持作者仍是曹雪芹的人,便提出「一稿多改」的講法。說前後稿都是曹雪芹作的,只因五次增刪,故內中多有矛盾及錯落。

反對一稿多改的,則或說《風月寶鑑》的作者是棠村,曹雪芹寫的是《金陵十二金釵》;或說兩書都非雪芹作,《風月》的作者更不是旗人,《石頭記》則是曹氏族人寫的,曹雪芹將兩者合併了;還有人說《風月寶鑑》為明人舊稿……。大體皆強調曹雪芹並非原作者,只是個編輯整理者之一。

這其實是最早期的講法。紅學繞來繞去幾百年,現在好像又回到了原點,可是問題也不是沒有進展的。

大家都知道,把《紅樓夢》作者權歸給曹雪芹,有個致命的缺點:曹雪芹若生於雍正二年,則「趕不上親見曹家繁榮的時代」。沒親歷過繁華,還怎麼寫《紅樓夢》呢?因此很多紅學家只好設法把曹雪芹的生年往前拉,或說曹家在北京還有一段「中興」的經驗。另一些人則說作者應是雪芹父親曹頫;或雪芹二伯曹碩,曹頫只是批書人畸笏;或者賈政應該是寫曹寅、寶玉應該是曹頫、曹雪芹應該是賈蘭,整個故事是曹雪芹上輩人的事。

此一思路並不放棄《紅樓夢》與曹家有關係這一線索,但把整個時間場域往前挪了一代。另一條思路,則是放棄曹雪芹這條線,逕從更早的時間場域裡尋找原作者。

我講過,頗有人謂此書乃明末遺民所作,書中藏寓種族思想,是政治小說。在感覺把著作權歸給曹雪芹或曹家總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時,有些人就會回頭再去考慮這條老線索。

這老線索所指涉的時間,恰好是跟把著作權從曹雪芹往前提之想法較為相合的。無論說《紅樓夢》是講晚明遺恨、順治出家、廢太子允礽或什麼,小說之時間場,都在順康之間。在這段時間裡,誰較有可能是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呢?

過去只說是明之遺老。此說看似無稽,指不出一個具體的人來。但遺老隱姓埋名,寫成這部隱藏著民族血淚的奇書,不是恰符情理之常嗎?此書自出世伊始,便云「作者相傳不一」,不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嗎?故無法具體指實為誰,不足為病。只不過,人情上總仍是希望能曉得到底作者是誰的,所以鑽研考據者亦總不乏人。

鄧狂言曾猜此書是吳梅村作,或集體創作。說是吳梅村,是根據甲戌本:「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,至吳玉峰題曰《紅樓夢》,東魯孔梅溪則題曰《風月寶鑑》」這段話。此段,眉批又有「雪芹舊有《風月寶鑑》之書,乃其弟棠村序也」云云。吳玉峰、孔梅溪、棠村,三個人名頭中尾三個字,恰好就是吳梅村。梅村之文才與身世,當然有資格寫《紅樓夢》這樣的書。不過,梅村畢竟生得稍早了些,卒於康熙九年,順治一代及康熙朝前段史事,固所身經,涉及《紅樓夢》重頭戲的康熙幾次南巡,便皆不及與聞了。

改由比梅村略晚一輩的人裡去找,洪昇就是最受矚目的了。有人說洪昇寫《石頭記》到第五十回左右,求助於朱彝尊、趙執信、查慎行,所以後三十回為集體構思之結果。書只八十回,到乾隆朝,乾隆指使和珅令程偉元、高鶚偽造後四十回,才成為今本《紅樓夢》。或說《紅樓夢》所顯示的家族盛衰史,正是洪昇生平之寫照。洪昇家中兩位妹妹,一群表姐妹,及他的妻子黃蕙都是文采斐然的才女,曾在洪家結為蕉園詩社。後來這批女子或婚姻不幸,或早卒,或遭罪抄沒,故此書有閨閣昭傳之意。其後洪昇去南京,託曹寅刊刻手稿,回程時落水死了,曹家也漸家道中落。曹雪芹在家庭不幸中,讀到其稿,批閱增刪成現在這部《紅樓夢》。

洪昇之家世及其遭遇,確實比曹雪芹更有資格成為《紅樓夢》的作者。因洪家百年簪組;曹雪芹,如果真有這樣一個人,也只不過是皇家的包衣奴才,並非世家。而且曹雪芹大概趕不上曹家在江寧織造府的繁盛歲月,不比洪昇確實過過好日子。再者,洪家後來遭罪遠戍,籍沒之慘,以及洪昇本人才華震耀卻遽因瑣事斷送功名,跌得重、跌得絕望,也不是曹雪芹能比的。至於文采,曹雪芹沒沒無聞,連袁枚也搞不清楚其生平,亦無其他著作可證明他有寫《紅樓夢》的本事;洪昇的《長生殿》卻是名作,而《紅樓夢》跟戲曲的關係又是大家已公認的。何況,曹雪芹據說是遺腹子,沒有親姐妹及表姐妹長期共同生活、以及詩詞酬唱的經歷。因此找出洪昇來擔任這個原作者的角色,比曹雪芹好像更具可能性。

看待《紅樓夢》的三個角度

諸君莫以為我因此就主張洪昇說了。哈哈,我是反對這類考據的。用考據之法研究小說,常是誤入歧途。有關作者的考據,已如上述,成了一筆糊塗帳。其他版本等問題,更是一團亂絲。不如改由另一些角度介紹它:

(一)歷史或文學

為何用考據之法研究小說可能會誤入歧途?因為只有歷史化的讀法,不把視該書為小說,才可以肆其史事考證之法。所以紅學考證家對小說本身之興趣,皆低於史事的鉤稽考索。罕有人問作家如何汲取某些事實加以創造而成藝術,只曉得努力還原作者依憑的素材、經歷的事件,遂至拋開小說,逕去追究大觀園在南京或北京、作者抄家歸旗後擔任何職、與何人交友、居住何處、是否另撰《廢藝齋集稿》……等等。

以《紅樓》為史之傳統當然也甚早,有些只是稱讚其筆法,有些就說它是史著。視《紅樓夢》為史書,眼中但見事實而不見其言情,不僅強調「書中一切排場,非身歷其境不能道隻字」。且認為這些人與事,主要是曹雪芹自寫其遭際,並非虛構。因此賈府之被抄,就是要曹家被抄;賈府之榮華繁盛,就是曹家的江南織造局面;賈寶玉,即是曹雪芹;脂硯齋則是曹雪芹的叔叔、老婆或什麼親戚……。

可是,《紅樓夢》面世以後,占更大勢力的,是欣賞其言情之妙。

嘉慶九年,發生了幾樁讀《紅樓》所引起的命案:常州一士人,一月之間,連讀《紅樓》七遍,以致神思恍惚、心血耗盡而死;又有一女子,酷嗜《紅樓》,嘔血死……。

父母養子女,好不容易長到情竇初開,便被此妖書勾引得一命嗚呼,對《紅樓夢》又怎麼可能會有好感?於是,不是拉雜摧燒之,便是詛咒寫這種書的人不得好死。

但欣賞它的人也正因其言情而讚嘆不已。視《紅樓夢》為情書者,因情乃「有生俱來,人皆有之」之物,所以多由永恆性、本質性的觀點去看這部書。重點既然在情而不在事,情又是永恆的,屬於人甚或更是天地之本質,則小說之敘事,只不過是藉一事例言此情夢世界而已,事本身不但不重要,更可能原本即是幻設的。

這是「去歷史化」的辦法。認為書中所敘之事件乃是虛構的,雖亦紀年載月、指實地點方位,其實只如一符號,聊便作者藉事言情罷了。

此說似較能顯示為一文學觀點。強調的是作者的創造力以及他所欲表達的內涵,事蹟是否真實,殊非緊要。這不唯把《紅樓夢》從史學的中解脫出來,且提示了一種「文學比歷史更真實」的意味,這一件事、一世家,乃是一個「典型」,非描寫某一特定的個別物事,所以它具有概括百千世家的性質,能讓人透見歷史的本質。

這種去歷史化以見本質的思路,跟由史實史事觀點看《紅樓》當然頗不相同。但當時人看此書,還不只是爭論它到底是史抑或小說而已,更要問它究竟是言情之書還是懺情的「悟書」?

(二)情書或悟書

《紅樓》跟中國所有的言夢之作,都不相同。因為夢既可牽引人到一處神秘離奇的幻境,也能讓人通過夢而得到了悟,前者如黃帝夢入華胥國,後者如莊周之夢蝶或呂洞賓黃粱一夢。然而,《紅樓》真真假假,迷與悟的界限不甚分明。它究竟是要引導讀者進入桃花源,去尋訪那有情有愛的世界;還是要藉大觀園之興衰,點明繁華如夢?而糟糕的是,它寫夢,寫得太美麗、太迷人,但是它所刻劃的情癡、所描寫的喜笑悲哀和貪求思慕,才是真正動人的地方。

方玉潤《星烈日記》認為情才是全書主旨,悟只不過挪用了中國文學傳統的老套,故作門面語罷了。書中真正吸引他們的,是那癡絕奇絕之情。

然而,《紅樓夢》中,美人黃土、燕去樓空之感,觸處可見,真的是毫無所悟嗎?

大體上,主情說認為全書主幹,在於絳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,以淚償情,因此一寫到林黛玉魂歸離恨天之後,全書也差不多沒啥看頭了(所以他們大多認為後四十回是假的)。主悟說則強調全書主幹在於石頭經歷一番夢幻的過程。兩派著眼不同,「釵黛優劣論」就是在這兩條解析脈絡中發展出來的。擁林派和擁薛派即代表情與悟之間的緊張關係。

這兩條路子不斷爭鋒,其中主悟者逐漸演成超脫塵俗之說和世道人心之說二系,後者是儒家思想的解釋,前者也有近乎佛家道家之處。

情愛說對於作者的問題比較不那麼看重,因此它也就不一定堅持書中所描述者是作者自傳:它所看重的只是書中對於情的刻繪。

從主情的觀點來看,《紅樓》人物的特質,在於情與癡,而不在福慧才德;作者的原意,在於寫出維繫乾坤的一個情字,而不是「大賢大忠、理朝廷、治風俗的善政」。書中人物種種癖於情的舉動,均不能從禮義、禮法和理的角度來衡量。

若從悟的角度來理解,它大寫諸人好色,正是為後面「由色悟空」做舖墊!可惜只愛其言情者既不理會其悟,又假裝沒看到淫的部分;指摘它是淫書的人,又僅因其描寫淫情而排斥它。兩方都各得其偏。

《紅樓》自抄本開始就有評批,現代紅學家大抵對這些評本及續書嗤之以鼻,譏其關心名教、迂腐可厭。其實《紅樓夢》本有此旨,不能說都是此類人附會;關心世道人心,又是當時士庶一種真實心理,我們不能見人講情就以為是真的,見人講道德良知就認為是假的。

《紅樓》第一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時,賈雨村即向他解釋:天地生人,有三類,大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等,大惡如蚩尤共工安祿山秦檜等,另一種則是殘忍乖邪之氣跟清明靈秀之氣結合而成的,如情癡情種、逸人高士、奇優名娼都是。寶玉即屬這種。此語便可見《紅樓》對人物的評價。第三回寶玉說世上語辭:「除了《四書》,杜撰的人也太多了」;十九回襲人形容寶玉說:「除了什麼『明明德』外就沒書了」。

當時如此讀《紅樓夢》或批評、續寫紅樓故事,主要是依從《紅樓》文本的提示。但此一思路在與主情說競爭時獲得許多社會支持,卻頗與其社會態度有關。

前文曾提到:寶釵過生日時點戲,一點就是《西遊記》。而我們也當記得:寶玉是石頭所化,與孫悟空由石頭裡迸出來如出一轍;《紅樓夢》裡甄賈兩寶玉的寫法,也類似《西遊記》裡的真假猴王;賈寶玉號稱混世魔王,和齊天大聖的名義亦甚相仿。孫悟空被稱為心猿,寶玉及其通靈寶玉,也同樣可視為心的象徵。一一八回記他與寶釵討論到榮華富貴不過是過眼煙雲,唯人品根柢為重。而所謂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呢?就是古聖賢所說的「不失其赤子之心」。寶釵則認為赤子之心並不就是遁世離群的無關無係之心,應也是忠孝之心、救世濟民之心。兩人對心的理解不同,猶如解《西遊》者或偏於佛道,或偏於儒家,但「歸於本心」仍可說是大家共同關注之點,不可因我們自己活在反傳統的年代就忽視它、鄙夷它。

這樣看,《紅樓》便又具有批判道學、反對禮教等意義了。近人說該書如何如何反封建、反大家庭、反傳統社會等,均由此衍出。

(三)剛性或柔性

但言情之旨,既承前人言情之傳統發展而來,我們就更當注意它對這個傳統的推動。

其實妓女自擬為《紅樓》人物,或喜愛此書,早在嘉道間已然。清末上海聲伎輒以《紅樓夢》中的女子命名,可證娼界對它的熟習。

當然我要說的並不只是《紅樓夢》影響了妓事,而要說它強化了女性傳統。這個「女性」,是指男女有別的、足以顯示女性特質及其性屬的女性。

大家都知道:《紅樓夢》對女子格外欣賞、格外同情,說男人污濁、女孩子則是水做的。因此該書對強化女性傳統有益是無疑的。但讀《紅樓夢》的人並不見得都會從這個角度去看。

後世紅學的主流,一是透過書中所述,去考索作者為誰,其家世又為何;二是追索書中所述情節之影射之

寓意為何;三是論小說的寫作技巧及主題意識。這些讀法,都不會以憐香惜玉的態度對書中女人之身世遭際咨

嗟讚嘆;也不會對女人之美(姿貌、服飾、性情、活動)做太多的討論。換言之,某些讀者及絕大多數紅學專

家,對這個女性傳統是沒興趣的。他們只想找出寫出這些女子故事的人是誰、猜這些女子各自影射了誰、爭辯

這十二金釵故事有何含意等等,還有些人則努力在討論這個故事是否具有社會批判功能。

這些讀法,都是剛性的,且指向女子以外的世界。但清代許多人恰好相反,通過《紅樓》,他們所要談的,是女人本身那個粧閣閨幃的世界,香柔艷膩,自成一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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