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代史學這種態度，目前已不乏反省者。後現代思潮中一派，如懷特（Hayden White）就認為：歷史的本質其實就是文學。通過時間順序編織情節、寫成故事，就成了歷史。此說，頗令人遙想起孔子所說的：「文勝質則史」。史不但本身就是寫下來的故事，且自來就以文勝為其特徵。孔子之後，史家秉筆，頗有改革，以文質彬彬為貴，但歷史作為文學之一種形式，這個本質卻不曾改變。目前後現代史學重揭此義，雖旨不在為敘述史學張目，而在打破現代史家強將「歷史」與「小說」兩分的偏見；但歷史的本質在敘述，這個講法不啻重新提醒了寫史的重要性，足以令歧路亡羊者回歸正途。
不過寫史之難，不在認知層面，而在能力。口舌蹇澀的人，就算想講故事，也沒人愛聽。我的文筆，對今人，不敢自謙；對古人，不敢自喜，要講說這上下數千年之文學史事，確乎有些費勁。何況文學史在中國，比政治史、社會史、經濟史、宗教史等都難寫得多，也重要得多，寫來當然更是費勁。
而我不幸生在這烏七八糟的時代，又還有兩個條件令我不可能寫好。一是讀者語文能力、理解能力，久遭現代教育及大眾文化體系之荼毒，乃是大成問題的。我須儘量讓現代讀者看得明白，便不能不寫得平衍呆板些。其次，是文學史遭晚清以來論者糟蹋得太久、太不像樣了，我欲撥亂反正，反而使文章如曳泥水而行，甚不清暢。
一般人可能會喜歡本書中批駁彈正諸舊說誤說處，以為有歐公《五代史》「每寫到『嗚呼』處便有精神」之概。實則此乃本書之疵疣，是不得已的。一般人看我這部書，可能還會注意到我的批駁彈正，彰顯了若干被遮蔽、被扭曲的「史實」。但這點也須稍作說明：
過去一百年，史學界迷信科學，相信可以根據客觀的史料，不摻主觀地去如實重現過去。如今，再講這種素樸的客觀主義，除了顯示自己笨、讓人匿笑之外，已毫無作用。像剛剛我說歷史本質上只是講故事的文學作品，同時也就是在說：歷史事實和事實之間的因果聯繫是由語言組織成的；歷史中也不存在真相，只有關於真相的語言表述。因此我絕不會假客觀，騙讀者說我講的就是事實、就是真相。史實與真相已隨時光之流而俱逝，邈不可得。歷史記憶都是後人篩選、詮釋、重構的，故而歷史不只與發生那個時代有關，也與每個時代人之當代意識有關。歷史不只是獨立「在場」的存在，也是人們對過去發生的事之反思過的理解。就此言之，後現代史家說：「沒有事實，只有解釋」，或者說歷史僅是話語， 倒也不錯。只不過，如此云云，歷史就成了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之溫床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歷史存在於詮釋中，因此寫史不是用科學方法去找出真相，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觀史實或文本在後世的流傳史與接受史，乃是在諸詮釋中探尋詮釋與詮釋者、詮釋與時代、詮釋與文本的關聯，以逼顯文本史實。有些讀了我書的朋友，說我這本文學史好像文學史論而非史述，正是不明白無詮釋、無論析就根本不能形成史述、逼顯史實。我的寫法才是真諦，大家被俗諦矇騙太久了，故不免以不誤者為誤。
而吾人所逼顯者，亦非史實，僅史實之姿影與言詮耳！禪家嘗言：「若以相見、以聲音求，是行邪道，不見如來」，今非論禪，乃論史，史即在此，此則非禪家所能知也！
史實問題之外，目前史學界也已揚棄了史觀。寫歷史，當然不可能沒有史觀。但黑格爾、馬克思以降，那種國家統一和民族史詩的神話、講述西方現代化和歷史的進化、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展、非西方民族國家如何納入世界體系等等宏大敘事（或稱元敘事metanarrative），本身就是意識形態，現今均已遭了質疑，甚至還有不少人宣稱它們已經徹底終結了。
我雖同樣不喜歡那類大敘事，也頗質疑舊史觀，然而史觀事實上就是歷史哲學，沒有它，便不能解釋史上紛紜雜亂之事物到底有何意義，又有何敘述之價值。史家欲通古今之變，說明變遷之故，自不能不有其史觀。我的史觀，讀者開卷自見，本不勞再次贅述，不過有三點還可略作說明：
一是過去講史觀，之所以被譏為元敘事，是因它老是拿著一個大框架就要籠罩全局，或把什麼東西都編織到一條主要敘述軸上。黑格爾的精神史、馬克思的生產方式史均是如此。中國古人曾譏此為「立理以限事」，我的史觀也不屬於這一型，乃即事而窮理的，要由史事之紛賾處顯其變遷進退之理。且因史事龐雜，各有畛域，不可能統歸一理，故我頗有多元史觀之傾向，往往在敘次時會打破統一性、切斷連續性。
二是我講的「理」，有點類似結構主義者之說結構。過去的文學史，多是作家的英雄史、文學活動之事件史、文學朝代之社會史，結構主義者則想要找出事件、行為、思想中表現出的社會規則、社會角色、社會關係、社會符號等等之內在結構。可是他們講的是共時性的結構，我講的卻是文學發展的歷時性結構。例如文質代變、諸藝術之文學化、文（文字文學文化）的複義變化，及士的文苑、儒林、道學、政事、身分分合等。
三，本書描述過去文學史較少著墨的文人階層，曾受啟發于盧卡奇（Georg Lukacs）之說階級意識。據他說：階級意識乃是人對他在生產過程中所處地位所作的理性反映。因此既不是組成該階級中單個個人所思想、所感覺的東西的總和，也非其平均值，而是對自己的階級利益、階級地位和歷史使命之自覺認識，同時也包含了對社會改造的行動及實踐。他講的是無產階級，我則用以說明文人階層在歷史中曾形成的自覺。此種自覺之盛衰，不惟關係著文人階層之壯大與否，更影響著文運文化之盛衰。文人生命，本身是問題重重的。文人階層意識倘能切實面對之，而有以自覺昇進之，文學之生命才同時可大可久。文學史上此類例證所在多有，愿諸君善於體會之。
庚寅暑中寫於新加坡旅次
里仁按：本書下冊已全部校對完成，即將付梓，預計本(10)月底出版。大師出手，絕對不同凡響。敬請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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