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知按：北京大學教授龔鵬程去年（2011）年8月29日應本書局之邀在台北市信義路二段196號 金石堂5樓演講〈紅樓夢與清代社會文化〉，演講稿已由龔教授整理好，發表在《中孚大有集──黃慶萱教授八豑嵩壽論文集》。
由於考慮《中孚大有集──黃慶萱教授八豑嵩壽論文集》一般讀者不易見到，因此情商龔教授將全文轉po於此。本篇內容札實，並饒富趣味，非一般艱深之論文可比；而言之有物，運筆有神，絕文也。
原文：
沒有人不曉得清朝是滿人建立的政權。但在文學史上，這個滿漢問題從來就不重要。因為清朝的文學仍是漢文學，文學風氣、流派、作家，基本上亦延續自明朝。
正因為如此，所以我們也就很少注意到：滿人乃《紅樓夢》的主要詮釋群體。而其所以如此，最直接的原因，是滿人相信作者（或最主要的重編整理人）是曹雪芹，而曹雪芹和最先刊刻（且很可能補足了後四十回）其書的高鶚又都是旗人。
旗人跟滿人原本不是同一個概念。滿人是種族概念，旗人則是制度形成的。例如漢軍包衣，本是漢人，但隸屬滿旗，乃滿人之奴才。又如蒙古人，當然也不是滿人；可是滿人之所以能得天下，頗賴於與蒙古之結盟，蒙古人亦隸各旗，稱為蒙旗。相對於滿清入關以後的漢人，他們就都屬於滿人那一夥。因此，旗人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滿人。我們底下說旗人滿人時便不再細分了。
清代文人間的滿漢畛域並不太大，許多時候你不會覺得。但滿漢之間就算再怎麼融洽，旗人也仍有其生活圈子。特別是在八旗制度下，包衣之身份、宗學之體制，都會使一般漢人不能涉足旗人之生活領域。因此當我們想要理解曹雪芹及高鶚時，大概就只能仰賴其旗人朋友所提供的線索。
例如，敦誠、敦敏兄弟，跟曹雪芹是交往極親近的友人。敦誠雖未直接談及曹有寫小說的本領及事實。但一再讚揚他的詩才，云「愛君詩筆有奇氣，直追昌谷破籬樊」（〈寄懷曹雪芹〉）、「牛鬼遺文悲李賀」（〈挽曹雪芹〉）、「詩追李昌穀」（〈荇莊過草堂命酒聯句〉）等等。又形容他為人狂而好飲，早年且曾隨其先祖曹寅之織造局任，晚年甚貧，四十歲就死了，兒子又早殤。這些，都是極有用的傳記資料，現今紅學自傳派用以勾勒曹雪芹生平之主要線索即有賴於此。
敦敏詩又另提到曹雪芹也善畫：「賣畫錢來入酒家」（〈贈芹圃〉）。他們兩兄弟乃曹氏在虎門右翼宗學之友人，故所言皆甚親切，乃第一手資料。
另有同時而不相識者，如永忠。永忠有〈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三絕句〉云：「可恨同時不相識，幾回掩卷哭曹侯。」這是首先明確提及《紅樓夢》出於曹雪芹之手的材料。
同時讀過《紅樓夢》的人還有明義。其〈題紅樓夢〉有自注說；「曹子雪芹所撰《紅樓夢》一部，備記風月繁華之盛。蓋其先人為江寧織造，其所謂大觀園者，即今隨園故址。惜其書未傳，世鮮知者，余見其抄本焉。」講得比永忠還要明確。
嗣後介紹曹雪芹的，主要也是旗人。如西清、裕瑞、夢癡學人、英浩等。他們對曹雪芹未必十分瞭解，但也許基於都是旗人的親切感，各分別介紹了一些情況。如西清云其名霑，漢軍。裕瑞雖不知其隸屬何旗，但「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，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，善談吐」、「其先人曾為江寧織造，頗裕。又與平郡王府姻戚往來」。夢癡學人則說得更明確了。也要到了他，才說明曹是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，前此大家並不清楚曹雪芹屬於哪一旗。
依他們的敘述，可知《紅樓夢》一書基本上被這些滿人認為即是曹雪芹所作（其中只有英浩說是編）。作書之因緣，則是因曹曾隨祖上在江寧織造任，「故繁華聲色閱歷者深」（西清《樺葉述聞》）。
現代紅學自傳說的基本框架，即採自這批滿人之見解。故我們可能就會忽略了同時期漢人對此書及作者之陌生。
以袁枚為例。他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文人，大名士，交遊遍天下，又與曹雪芹幾乎是同時代的人，跟明義還有交誼。明義有〈和隨園自壽詩韻〉十首，裡面說：「隨園舊址即紅樓，粉膩脂香夢未休。」袁枚相信他的隨園即大觀園舊址，恐怕就是因為讀了明義這批詩的緣故。但袁枚對曹雪芹卻是毫無瞭解的，道聽塗説，以為曹雪芹是「曹楝亭織造之嗣君，相隔已百年矣」，把曹家輩分搞亂了好幾輩。他可能也沒有真正讀過《紅樓夢》。因此，聽明義講到該書「備記風月繁華之盛」，就以為是講妓家風月。把明義題《紅樓夢》的詩想像成是在詠娼妓，說：「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」云云。
袁枚尚且如此，其他漢人文士就更不用說了。當時根本沒有一個人認識乃至聽說過曹雪芹。
評價也不一樣。旗人中，敦誠、敦敏是朋友，固然多是美言；永忠讀《紅樓》，對作者也備極欽遲，曰：「傳神文筆足千秋，不是情人不淚流。」「都來眼底復心頭，辛苦才人用意搜。」明義之題詞，態度亦復相同。
可是漢人讀到此書的人卻多從道德上去批評它。如毛慶臻《一亭考古雜記》說曹雪芹因寫此淫書而在地獄中受苦刑：
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，業力甚大，與佛經之升天堂正作反對。嘉慶癸酉，以林清逆案，牽都司曹某，凌遲覆族，乃漢軍雪芹家也。余始驚其叛逆隱情，乃天報以陰律耳。傷風教者，安能逃哉？
梁恭辰《北東園筆錄》四編卷四也說：
曹雪芹實有其人，然亦老貢生，槁死牖下，徒抱伯道之嗟。身後蕭條，更無人稍為矜恤。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！
同治初年，汪堃《寄蝸殘贅》、陳其元《庸閒齋筆記》等書，也都有毛慶臻之類講法。陳其元甚至明指參與天理教叛亂案的是曹雪芹之曾孫曹勛。梁說同樣講曹雪芹惡有惡報，但說曹雪芹無子孫，絕了後，與陳、汪諸家相反。而他們指責《紅樓夢》是淫書卻是一致的。其評價顯然與滿人之嗟賞惋惜迥異（漢人中當然也有欣賞該書的，如袁枚就是。但同樣是把該書看成淫書。）
高鶚的情況，與曹雪芹不同。曹無籍籍之名，又無科第，交遊圈極小，且非主流，故即使滿人永忠也「同時不相識」。高鶚則是漢軍鑲黃旗人，乾隆乙卯（1795）進士，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御史、刑科給事中。不惟頗參政務，且與一時名士多所往來，是嘉慶間著名詩家張問陶的妹婿。有文集及《硯香詞》，又據張問陶言，他還有《傳奇紅樓夢》。
《傳奇紅樓夢》，楊恩壽《詞餘叢話》卷三說：「余數訪其書未得，所見者，僅陳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。」其實張氏講的並非戲曲傳奇，而仍只是今本小說《紅樓夢》，故底下接著說該書：「八十四回以後，俱蘭墅所補。」楊氏誤以為「傳奇」兩字是指戲曲，當然找不到啦。可惜王國維《曲錄》卷五受楊氏誤導，竟著錄了一本高鶚作的戲曲。說：「《紅樓夢》一本，見楊恩壽《詞餘叢話》，國朝高□□著。高字蘭墅，名里不詳。」這不但是據楊氏而誤，顯然也不知蘭墅乃高鶚之字，更不瞭解高鶚其人。王國維是寫過《紅樓夢評論》的大行家，對高鶚卻如此不熟悉，實在令人吃驚。
不過這也顯示了滿人漢人之間畢竟理解上頗有參差。故滿人震鈞《天咫偶聞》記高鶚，就推測高與張問陶相處並不好，所以張的妹妹是抑鬱而亡的。原因是：「蘭墅能詩，而《船山集》中絕少唱和，可知其妹飲恨而終也。」（卷三）實則二君唱和雖不多，偶存之作，仍可見其交誼。如張〈贈高蘭墅〉云：「俠氣君能空紫塞，豔情人自說紅樓。逶遲把臂如今雨，得失關心此舊遊。」記久別重逢之喜，于高頗為推許，可見絕非相處不睦之姻親。
高鶚的事，也有個跟曹雪芹類似的餘波。奉寬〈蘭墅文存與石頭記〉說：「最近內務府老友張博儒君文厚談其同事恒泰君，姓高氏，內府鑲黃旗，官護軍參領，寓地安橋東拐棒胡同。家貧，歲底結棚鬻年糕於橋頭，人呼橋高。今已物故。嘗自言《紅樓夢》乃其先人所作，蓋蘭墅後人也。」此說晚出，見於1931年《北大學生》一卷四期。奉寬乃筆名，說高鶚後人落魄賣年糕，與毛慶臻等人說曹雪芹後裔被禍，可謂遙相呼應。
以上是關於作者的問題，明顯可以看出：因為《紅樓夢》作者、編者、續者均為旗人，故旗人對此書之興趣顯然高於漢人。事實上，它的抄者、刊刻者、傳播者主要也是旗人。
很少人注意到《紅樓夢》的傳播乃是以北京為中心的。郝懿行《曬書堂筆錄》卷三就說：「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，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《紅樓夢》。」毛慶臻也說：「乾隆八旬盛典後，京版《紅樓夢》流行江浙。」可見北京在《紅樓夢》的傳播上居於中心位置。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得輿《京都竹枝詞》甚至把《紅樓夢》之流行視為京城特殊景觀：「做闊全憑鴉片煙，何妨做鬼且神仙。閒談不說《紅樓夢》，讀盡詩書是枉然。」張子秋《續都門竹枝詞》同樣如此，曰：「《紅樓夢》已續完全，條幅齋紈畫蔓延，試看熟車窗子上，湘雲猶是醉憨眠。」
這是乾嘉時的風氣。直到光緒，讀《紅樓》、談《紅樓》仍是北京之特色。所以徐兆瑋〈遊戲報館雜詠〉說：「說部荒唐遣睡魔，黃車掌錄恣搜羅。不談新學談紅學，誰似蝸廬考索多？」自注曰：「都人士喜談《石頭記》，謂之紅學。新政風行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。康梁事敗，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。戊戌報章述之以為笑噱。」
李放《八旗畫錄》卷中也有類似的記載，說：「光緒初，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，自相矜為紅學。」足證《紅樓夢》之流行，乃至出現「紅學」一詞，主要是北京士大夫之提倡。
北京士大夫當然不盡是旗人，但旗人家為北京風俗之主要推手，殆無可疑。
這還有個輔助說明的例證，那就是它的版本狀況。
《紅樓夢》的版本問題極其複雜。它早先只有抄本，流行於曹雪芹友朋親戚間，現有所謂的脂硯齋、畸笏、棠村等人之批本，均批在這些抄本上。今存早期抄本，通稱《脂硯廟重評石頭記》的有甲戌、乙卯、庚辰諸本。
甲戌本是大興人劉位坦在北京鼓擔上購得的，傳其子劉銓福。近也有人懷疑所謂脂批，其實多出劉銓福等人之手。但不管如何，此本即出於北京。
乙卯本，因避清代國諱「玄」、「禛」，又避兩代怡親王胤祥、弘曉的「祥」與「曉」字，故推測應該是怡親王弘曉府中的原抄本。
庚辰本，又稱脂京本，也出自旗人家，在北京隆福寺地攤上被購得。
還有戚蓼生序的抄本一種。戚序本乃是各種脂本中最早被人發現並付印的本子（有正書局本），但這個抄本卻不是當年付印之本，係另一人所抄。約抄於咸、同年間，後歸揚州靖氏。靖氏即旗人。
這些抄本都是殘缺的，完整的是《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稿》。此稿在山西被發現，不過收藏者為漢軍鑲黃旗人楊繼振。此君曾著《星風堂詩稿》、《五湖煙艇集》。
另外還有一本蒙古王府抄本及靖應鵾藏本。靖藏本發現後，紅學界驚為天人，因為它有不見於其他抄本的脂批百餘條。高陽先生和我卻對它頗有懷疑，都有文章考證，認為它是偽造的。不過，不論偽不偽，靖應鵾也是旗人，自稱於乾嘉年間遷江都，清末再遷南京。
靖藏本中據說夾了一張「夕葵書屋」的過錄殘紙，故紅學家多相信曾有一個夕葵書屋本。夕葵書屋，是吳山尊的齋號。吳氏是八旗詩匯《熙朝雅頌集》的主要編纂者。
縱觀現存這些抄本，實可說有驚人的巧合，因為幾乎都與旗人有關。包括蒙古王府本，亦是蒙旗所傳。乃旗人抄、旗人讀之本。
刊刻本中，高鶚、程偉元的本子最為重要。他們的版本之外，乾隆五十一年乙酉1還有一個舒元煒作序的本子，一般稱為乙酉本。舒元煒也是旗人。
在今存各本以外，犀背山樵還提到過：「余在京師時，嘗見過《紅樓夢》原本，止於八十回，敘至金玉聯姻、黛玉謝世而止。今世所傳一百二十回之文章，不知誰何傖父續成者也。原書金玉聯姻，非出自賈母、王夫人之意，蓋奉元妃之命，寶玉無可如何而就之，黛玉因此抑鬱而亡，亦未有以釵冒黛之說。」（〈序嬛山樵《增補紅樓夢》〉，道光四年（1824）刊本）。這是與今本不同的另一個抄本，八十回。但非未完之八十回，謂原書只八十回。
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邱煒萲《菽園贅談》也提到這種八十回本：「此書舊為抄本，只八十回。倪雲癯曾見刻本，亦八十回。後四十回乃後來聯綴成文者，究未足為據。或以前八十回為國初人之舊，而後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。」（卷四）
這種八十回本既曰已刻，則亦非今所見之本。把八十回本跟一百二十回本分開，視為兩書，又與另一種傳說相呼應。因為早在乾隆間，周春就講過：「乾隆庚戌秋，楊畹耕語余云：『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，一為《石頭記》八十回；一為《紅樓夢》一百二十回，微有異同。』」百二十回本，可能就是今存《紅樓夢稿》，但八十回本《石頭記》卻仍徒供想像。
依這些筆記所載，可知清代社會上流行的《紅樓夢》，版本其實遠比今日所見者更為複雜。像苕溪漁隱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）的《癡人說夢》用以校勘的「舊抄本」，就頗與今存甲戌、乙卯、庚辰諸本不同。2
鄭光祖的《一斑錄雜述》卷六也說：「曾於所知家見有《紅樓夢》抄本十餘本，中多刪改。意是原稿。雖已不全，而本末完善。」據他說這個《紅樓夢》原稿，結尾處是林黛玉的詩，而均與刊本不同。這是道光年中的事。可是今傳刊本並不以瀟湘妃子詩作結尾，這樣的抄本亦未之見。
另外，趙之謙《章安雜說》還提到另一種本子：「余昔聞滌普師言：本尚有四十回，至賈寶玉作看街兵、史湘雲再醮與寶玉方完卷，想為人刪去。」這是說原本一百二十回，後來才刪成八十回。而這個百二十回的「原本」，當時似乎確實存在於光緒間。因為甫塘逸士《續閱微草堂筆記》載：「戴君誠甫曾見一舊時真本，八十回以後均不與今本同。榮寧籍沒後，均極蕭條，寶釵亦早卒，寶玉無以作家，至淪於擊柝之流。史湘雲則為乞丐，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，故書中回目有『因麒麟伏白首雙星』之言也。聞吳潤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，惜在京邸時未曾談及。」講的就是這個本子，而此本即藏於北京舊家中。
到底原稿是八十回，而後來續成一百二十回；還是原有一百二十回，被人刪成了八十回；抑或八十回、百二十回原係兩書，在紅學上本是最令人頭痛的問題。可是真正難以董理的，還在這個八十回本不同於那個八十回本，「八十回本」或「百二十回本」都是複數。
而且版本問題並不只八十回、一百二十回而已。另有號稱原本的後三十回。如逍遙子〈後紅樓夢序〉說：「同人相傳雪芹尚有《後紅樓夢》三十卷，遍訪未能得，藝林深惜之。頃白雲外史、散花居士竟訪得原稿，並無缺殘。」這個本子，「全書歸美君親，存心忠孝，而諷勸規警之處亦多」，顯然與今存諸本迥異。
另一種號稱是原本的，則見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咸豐十年（1860）八月十三日：「涇縣朱蘭波藏有《紅樓夢》原本，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門者。六十回以後，與刊本迥異。壬戌歲，餘姚朱肯夫編修於廠肆購得六十回抄本，尚名《石頭記》。」這是兩種在北京出現的抄本，一本六十回，一本六十回以後與刊本不同。平步青《霞外攈屑》卷九更說：「原本與高鶚改本先後開雕，世喜觀高本，原本遂湮，然廠肆尚有其書。」
此外，解弢《小說話》又說：「余於京都肆上，得抄本《石頭記》三冊與通行本多有不同處：晴雯之表嫂即多姑娘；柳五兒死在晴雯之先；芳官戴皮冠，反著狐裘，寶玉呼之為耶律匈奴，後音轉為野驢子。此類尚多，今不復省記。」這是個殘本，但顯然不只是後半部不同而已。
這些本子，細究之，便會發現大抵亦均出於北京：或藏於故家，或發現於廠肆（琉璃廠書肆）。
而其實，皇家便是此書的主要讀者群。例如唯我《飲水詩詞集‧跋》曾載：「某時高廟臨幸滿人某家，適某外出，檢書籍，得《石頭記》，挾其一冊而去。某歸大懼，急就原本刪改進呈。高廟乃付武英殿刊印。書僅四百部，故世多不傳。今本即當時武英殿刪削本也。」這裡所記載的《紅樓夢》刪改原委，索隱派曾引為張本，如王夢阮《紅樓夢索隱提要》便說：
當順、康之世，入關未久，天下文網尚不甚密，是書原本當不免有直率疏漏處。至乾隆朝，事多忘諱，檔案類多修改。《紅樓》一書，內廷索閱，將為禁本，雪芹先生勢不得已，乃為一再修訂，俾欲隱而愈不失真。
王夢阮認為此書是為順治出家而作，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。故原著作於康熙中葉，曹雪芹只是刪訂者，刪改之原因則是「內閣索閱」。不管其說你以為如何，但持此說者，顯然都以皇帝要看《紅樓夢》為其前提。
徐珂《清稗類抄‧著述類》還提到一個故事：
京邸有陳某者，設書肆於琉璃廠。……一日，訪友于鄉，友曰：「亂離之中，不知何人遺書籍兩箱於吾室，君固業此，趣觀之，或可貨耳。」陳檢視其書，乃精楷抄本《紅樓夢》全部，每頁三十行，三十字。抄之者各注姓名於中縫，則陸潤庠等數十人也。乃知為禁中物，亟攜之歸，而不敢示人。……其書每頁之上均有細字朱批，知出於孝欽之手。蓋孝欽最喜閱《紅樓夢》也。
可惜這個慈禧太后的批本未能流傳下來，但禁中頗讀《紅樓夢》當為事實。
換言之，《紅樓夢》作者、編者、續作者均是旗人，抄者、讀者、刊者、批者、售者也以北京為中心向外傳播。宗室、王府，甚至禁中都頗流行此書。版本的情況，跟我們前面引用一些筆記、竹枝詞來說明紅樓熱或紅學熱主要出諸北京，甚且主要出於旗人，適相符合。
但問題還不能只停留在這個地方，我們還要繼續追問：旗人讀者熱衷此書，主要關注點是什麼？僅是因作者、編者皆我滿人之故，抑或是另有其他？是什麼如此吸引他們？
這個關注點，當然也不必只是一個。滿人讀者相對於漢人，或許可視為一大類，但這一大類內部也仍有不同，不可能完全是同質性的一種心態、一種讀《紅樓夢》之法。
（續讀2）
註解：
1
編者按：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為「丙午」，非「乙酉」；「乙酉」為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本文中稱「乙酉本」，則「乾隆五十一年」，恐是「乾隆三十年」之訛。
2
編者按：「甲戌」為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「乙卯」為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「庚辰」為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
ps：因部落格限制，版面不那麼漂亮，請見諒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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